江‧帕勒（Jon Pahl）
2006 年 10 月，我收到一封令我生命变得更好的邀请函。那是一封开斋饭(iftar)的邀请函；开斋饭是穆斯林在斋月时打破整个白天封斋的一餐饭。那顿开斋饭被广告成一次「跨宗教」活动，举行的地点是费城市中心的喜来登市中心饭店(Sheraton Center City Hotel)，邀请我的是一个名为「对话论坛」(Dialog Forum)的团体。我当时并不知道「对话论坛」是谁或是什么，然而我在费城的路德神学院(Lutheran Seminary) 里担任教宗教互动的教授，而且我喜欢免费的晚餐，喜来登听起来不错。
于是我接受了邀约，然后出现在那饭店，按照指标的引导走向庄严的楼下宴会厅。在宴会厅外，有两位年轻妇女坐在摆满书籍与其他文献的桌子旁跟我打招呼。她们皆包着头巾(hijab，译按：hijab 是阿拉伯语字汇，原义为遮盖。但在许多文章与书籍[包括本书]皆指头巾)─对虔诚的穆斯林妇女很重要的头发遮盖物。但其中一位自我介绍叫雅丝敏(Yasemin), 异常地友善，她迅速地在名单中查看我的名字，给我名牌，引导我进入会场。我在那里与其他大约两百位身着西装与得体洋装的人士坐在一起─我认出其中有一些是费城地区其他大学或学院的同事。当然，会场没有供应酒品。我终于有机会试喝一些土耳其文称为「维士尼」(vişni)的酸樱桃汁，在这之前我从未喝过。想不到后来变成我最喜欢的饮料。晚餐舒适怡人。
主要讲者为托马斯‧米歇尔博士(Dr. Thomas Michel); 据介绍他是梵蒂冈宗教对话单位的耶稣会秘书长。米歇尔向我们朗读─不用怀疑，他是向我们朗读没错─一本名为《朝向爱与宽容的全球文明》(Toward a Global Civilization of Love and Tolerance)的书。该书的作者是 Fethullah Gülen(据我当晚所听，大约的发音为费特─胡─拉‧古─伦，此处按照网站译名习惯，统一为“法土拉‧葛兰”)。我一从那学究式的卖弄中回 过神来后，就开始聆听那些话究竟在说什么。而在晚餐后，我从前门的桌子买了一本那本书。那个晚上，晚一点的时候，我开始阅读它。隔日早晨，我写了一篇短评向晚餐的主办者致谢。那篇文章将我在穆斯林中所经历的好客经验与基督徒的伊斯兰恐惧症及美国自 2001 年起发动战争玷污我们文化的情况做了个对比(我们那时仍泥足深陷于伊拉克战事中)。隔日，《费城询问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刊登了这篇文章。1
那一晚是那条学术轨道的开端，如同其被呼召般，那轨道导向了这本传记。当我在芝加哥神学院(Chicago Divinity School) 念博士课程时，我曾修过「西方宗教传统」这门课，其中包括伊斯兰。然而我的多数研究是美国宗教史这个领域。我的出版品一般是在探究美国人的信仰如何(无论好坏) 参与公民社会。更最近的时候，我主要是写坏的那部分─从书名《献祭的帝国：美国暴力的宗教源头》(Empire of Sacrifice: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American Violence)可以看出。2 而身为一位教授——先是在小小的路德人文大学(Lutheran liberal arts University);然后在神学院;然后有时去城市里州立的大学校(天普大学[Temple]) 或在常春藤联盟(普林斯顿[Princeton])里担任客座，我一直在寻求让我的著作如同历史学家的作品一般，与越来越多的行动主义者所赋予之更公正和平的世界的承诺结合。在那著作中，我艰辛地试图缓和一种我视为现代世界与生具有的紧张。而我亦知道透过我对本传记的研究，这种紧张以及欲缓和它的努力本身，也已在法土拉‧葛兰的一生中以戏剧性、有时是悲剧性的方式上演。
虽然那种紧张有许多面向，但可以扼要言之：虔诚者无法理性：理性者无法虔诚的。然而关于此类诡辩，我所遭遇与研究的以及法土拉‧葛兰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反而是虔诚者可以理性，理性者可以虔诚。他甚至会更强烈地说：不虔诚是不理性的;不理性就是不虔诚的。葛兰会如此坚决主张，而我也同意;虔诚的理性必须以追求世界公义和平的具体行动来表达。我们必须建立信仰与科学间的桥梁，他毕生都在阐述此点，将宗教所推广的深切信念转译成身体力行的方案，去帮助减缓这世界上大量却不必要的遭难。
我是从葛兰先生成为美国媒体的常见人物前就开始撰写这本传记。我经常哀叹着为何我无法迅速地了结此书。然而，当对葛兰及其亲近者的迫害在近年来已上升至如火如荼的局面时，争议性这个特质其实也早已持续伴随古伦的一生。葛兰一直(在不同的数据源中) 饱受误解和歪曲。他的公共声望已遭受经过些许调查看来可能出于卑劣(假如不是贪腐的)的政治动机的指控所玷污。另一方面，人 们(尤其在土耳其)因为对宗教─尤其是伊斯兰─如何运作普遍具有一种世俗上的无知。而这本传记的目的就是要修正这些记载。
现在我已读过葛兰先生被译成英文的所有著作以及关于葛兰的所有二手英文 数据(那个文献量可谓相当庞大)。除此我也努力学习足够的土耳其文, 好让我在一本好字典的帮助下可以直接接触更多关于他或由他所写的报章故事及其他出 版数据。我也曾协助将葛兰的一些布道从土语译成英文，同时也翻译一些与其亲近者的访谈。我的主要研究助理是一位年轻人，他是费城对话论坛(如今的和平岛机构[Peace Islands Institute])的发言人，名叫费兹‧艾格伦(Feyzi Eygören)。费兹对葛兰先生的一生相当了解。诚如诸多受葛兰先生启发的人们一般，费兹在与我一起耕耘此书时仍就读于研究所。他最近拿到维拉诺瓦法学院(Villanova Law School) 的法律博士。然而在 2015 年夏天，费兹和我一同到土耳其旅行了一个月。我们翻译一些与葛兰亲近者的访谈影片，接着跟随葛兰的脚步从额尔祖如姆(Erzurum)到阿迪尔内(Edirne)，到伊兹密尔(Izmir)，最后到伊斯坦堡。我们在每一个驻足点访问一些与葛兰交情最久、最亲近的同事，总共采集了 36个访谈。在那之后我又在美国采集了另外 36 个访谈。若无费兹慨然(且不眠不休) 的大力协助，这本书是无法完成的。
不过关于这份计划的源起，除了那次开斋饭的邀约，实际上还因为 2010 年在芝加哥大学所召开的一场致力于发掘「伊斯兰与和平建造」的研讨会。我受邀担任讲者。在一个搭乘接驳车回我饭店的路上，我与 M‧扎伊尔特‧亚乌兹(M. Sait Yavuz) 有一段对话。扎伊尔特当时已在马里兰大学研读其历史博士学位，但他却在那段时间搬到休斯敦担任葛兰机构(一个智库)的经理。扎伊尔特向我提及该机构 正计划委外出版一本葛兰的重要传记。当时我早已看过许多先前委外计划的圆满结果，且我喜欢那份研究的合作本质。我向扎伊尔特建议我们不妨多聊聊。几个月内，这份计划就此开工。
我因此获得与葛兰先生亲近者在金钱上、研究及编辑上对这本传记的支持。他们支付我往返土耳其参与三个场合、以及往返由受葛兰先生启发者所发展出来的数间学校及其他分布于全球(尤其是迦纳、肯亚、乌干达、阿尔巴尼亚、澳洲以 及印度尼西亚)的其他机构的费用，还有。在 2016 到 2017 年，我获得来自共享价值联盟 (Alliance for Shared Values，另一个与葛兰有关的智库) 的一笔适度的奖学金以完成此本您现在正在阅读的书。在此对此资助致上谢意。
我也不认为该笔资助对我关于古伦先生的研究或了解有何改变。在我所有跨宗教著作中─至今已然数十年的资历，我一直顺从十六世纪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格言的指引。那格言牵涉到第八诫，如此云道(按照我幼时所记诵的钦定版 圣经[King James Version]所述)：「你不可作假见证。」路德在其《小教义问答》 (Small Catechism)中阐释该诫(也是我所记诵的)：「我们应当敬畏、热爱上帝，因此就不说谎诬蔑他人，出卖他人，毁谤他人，或损坏他人的名誉，但要维护他， 表扬他，为一切做最好的解释。」不幸地，近年来关于穆斯林的毁谤与中伤相当多。关于葛兰先生的污蔑也同样很多。
因此我从非穆斯林的观点写了一本传记，努力为葛兰的一生与志愿服务运动(Hizmet movement，译按：以下简称志服运动)「做最好的解释」。那并不意谓书中的内容是圣徒传─那类传记并不会服务到任何人。它只是要取代另一类的谎言。如我所解释的，去在葛兰的一生中「做最好的解释」的意思是要记得自我批判，记得自己的观点只是片面的。我是局外人——对伊斯兰还是与葛兰相关的全球志服运动都是。这个角度是个明确的优势。我可以藉由严格的历史考察去过滤那些发生在与葛兰一生有关之事的证据。我毫不迟疑地去质疑所有证据或访谈。我也找到批评葛兰的声音和面向。亦即我也努力地想表现出心灵上的好客，以此回应我曾经历过的受邀和受到一个社群欢迎的某种好客态度。而我确实也在该证据似乎必须要我这么做时去修正一些历史记录。允许谤言与谬误继续存在并非对一个人的名望「做最好的解释」。
总而言之，我已试图公平地下笔。那意谓着我将本人作为路德派基督徒的信仰信念与作为宗教史家的技巧完美地结合，把葛兰的故事置于其脉络中去叙述。我已与葛兰公正地遭到批评的部分交手(当那些证据带着我到那些部分时)─最明显的就是关于缺乏透明化、性别失衡以及一些年代有点久远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批评。「为一切做最好的解释」并不表示会忽略每件事。我在过程中已发现, 要了解一个单一生命是如何在一个复杂且丰富的文化中被摊开来, 这件任务真是一椿令知识分子气馁的 (有时是个人的) 挑战。但那也是一种愉悦。这个故事是关于出身于土耳其一个虔诚家庭中的长子如何学习成为现代世界之虔诚的和平建造者, 而在许多许多人的帮助下，我将这些故事汇集在一起。如我所见，他帮助男女老少来协调那看来深沈的矛盾，协助他们在熟悉其生命和著作前即更正直地过活。我希望您能在这个故事中同时寻得批判的声音与精神上的启发。那是一个关于现在广布于全球、被称为「志愿服务团」(Hizmet，即服务的生命，译按： 以下的 Hizmet 会按照上下文译成「志[愿]服[务]团」或「志[愿]服[务]」，即网站名称“服务国际”)的土耳其人们的生命故事。
但是我在这篇序言开门见山即说 2006 年参加那次开斋晚餐令我的生命变得更好。的确如此。因为我透过我的研究遇见如此之多的好男人好女人——他们是学者、公民、行动家、学生、老师等等，遍布于全球。可叹的是我无法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由于目前土耳其的政治迫害株连到与葛兰先生关系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人，我这么做反而会令其生活与生计堕入危险。有时我必须改掉那些访谈者的名字以保护他们，尽管实际上大家早就知道在这本传记中的多数人都是葛兰的好友。但我衷心感激我们所共享的每一刻，以及他们的宽宏与诚实。我在世界各地所经历到的诸多好客款待已予我一个我所望尘莫及的温暖与敦厚典范。
脚注：
本文节选自《法土拉‧葛兰——一个志服（Hizmet）的生命:为何一位住在宾州的穆斯林学者对世界重要？》的序言,作者为江‧帕勒（Jon Pahl）。选入时有删改，标题为编辑者所加。
1 Jon Pahl, “Muslims teach lesson in sacrifice,”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October 23, 2006。重新刊登于美国─伊斯兰关系会─费城分会(CAIR-Philadelphia)的网站上:http://pa.cair.com/actionalert/thank-philadelphia-inquirer/。
2 Jon Pahl, Empire of Sacrifice: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American Violence(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