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费特胡拉‧古伦正是在此种诡谲多变的大环境中出生，然后渐渐成为一位公共领袖。当他在伊兹密尔期间(1966-1971)，人们开始集体称他为Hodjaefendi─受人尊敬的老师(译按：以下简称大老师)，志服运动也肇发于此时期。此运动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土耳其人，而在土耳其，人们对这些人也有许多称呼─有些不是太好听。不过有一个名号是古伦用来称呼他们的，而我也觉得该称号在历史记录中似乎很精确，那就是志服团(Hizmet)之人。hizmet这个土耳其文字汇的字根来自阿拉伯语，意为「服务」。姑不论土耳其国内那些陷人于罪的政治纷扰，这些受古伦启发者一直努力去过服务的生活。截至2018年，他们已将志愿服务付诸行动，将费特胡拉‧古伦的教导推展到欧、亚、非、澳洲、及南北美洲。无论在何处，志服团的实验核心都是努力维持穆斯林的正直，然后鼓吹与推动世俗知识、民主理想及经济发展。稍微换个方式说，当费特胡拉‧古伦成为布道家与老师时，他越来越常声明一个人可以同时有两个身份─当个虔诚的穆斯林、以及当个多元世俗民主下的忠诚公民。的确，受他启发之人也不时地表现出一个身份必须包含另个身份。许多实践者认为伊斯兰/世俗性、宗教/科学、信仰/民主是相悖的，但这两者间似是而非的关联性却是古伦打从其事业发轫以来的教诲特色。调和那之间的拉扯对全世界的志服团之人来说一直都很重要。简言之，我认为古伦及志服团之人的企图就是同时当虔诚的穆斯林和好公民——还包括参与和提倡宗教对谈，即「有原则的多元论」。我们将会发现「有原则的多元论」这个主题是古伦生命与志服运动的一个面向，这在第四章会有更完整的讨论。古伦努力培养实践其信仰与愿意和他人对话的穆斯林世代已然是一出美好的戏剧，且如今仍正在全球各地上演着。
来参加志服团的人并非都能抵达同一条道路。有些是以可能(或可能不是)直接受古伦影响之本地领袖为模范进行非直接的学习；有些则是透过古伦在布道、公开演讲、小团体中的演说、书籍及文章中所传布的教诲与箴言、还有个人的咨询以更直接的学习。古伦早已坚拒任何形式的「领袖身份」。他强烈反对该运动以他的名字命名(许多学术圈已如此做)。同时，古伦清楚地认为自己与那些选择将自身奉献予神以及透过其启发去打造公民社会的人是一样的。他实行苏非「谢赫」(Sufi sheikh，译按：「谢赫」是阿拉伯语的一种尊称，为导师、智者之意)的特别做法，终其一生都是一位老师。毫无疑问地，尽管他拒绝接受，但我在理解古伦的生命与影响力时所必须探索的主要难题，就是该运动「领袖」与追随者间的这种关系。志服团对个人的依赖度有多少？又有多少已被制度化？有件事可以弄清楚这个难题，那就是古伦的生命中有些令人惊讶的特质：他经常在其布道或礼拜时哭泣。聚集在一起与他一同礼拜的人有时也会哭泣─经常到啜泣的程度，也有其他抒发情绪的形式。即使这在土耳其并非史无前例，仍是不寻常的─尤其是男人，虽然在卓越的苏非道团里也会有类似的事发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指出此种领袖是「具有个人魅力的」(charismatic)。[1]而当古伦的人格无疑具有个人魅力的元素时，人们所感受到来自于他的吸引力经常是欧美公民所难以理解的。古伦可能因此成为人们气愤、误解及讽刺的对象，就如《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记者德克斯特‧费尔肯斯(Dexter Filkins)2016年在一篇对宗教不具概念的短文中所适当宣称的。[2]大老师与那些受其启发者之间所锻炼出来的关连已然超过个人魅力，我认为那是我所称的「实践式同理心」。
「实践式同理心」是对世界的遭难怀有深切的同理，以致促使人们组织好自己去减轻那些苦难。许多宗教传统的教诲皆鼓励此事。此亦为宗教和平建造者的主要面向。古伦所教导与启迪的「实践式同理心」已在志服团的人们之间扩展成各种各样的实践、生意及机构。假如古伦的重要性是由其在土耳其人之间所发展出来的非暴力伊斯兰做法、以及其所鼓励的「有原则的多元论」所衍生出来的，则其影响力也会透过其对「实践式同理心」的强调而逐渐增加。
[1] 请参见Eisenstadt。
[2] Filkins2016。费尔肯斯似乎是因访谈要求遭到「整年的拒绝」，而进入装满怒气的诽谤活动中。他的短文看似做了充份调查，实际上却充斥令人困惑的嘲讽、无凭无据的报导、及选择过之对己有利的证据。他不但对古伦的生命与工作表现不出任何感受，还表现出微妙的敌意，将他简化成住在「军营」里、怀抱赤裸裸之政治目的的「教派」领袖，认为他充其量只是个可笑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