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一个人曾被某些人捧为近乎圣徒，却又被其他人诋毁为恐怖份子，那我们该如何阐述他的故事呢？
我在 2015 年拜访伊兹密尔时，因为撰写费特胡拉‧古伦传记而面临的风险变得显而易见。当我在旅馆办理入住后搭乘电梯前往我的房间时，碰巧有数字警官带着档案跟我一起搭电梯。我望着地面时─按照电梯礼仪避免直接的眼神接触─注意到这些档案中有我正在研究的人的名字。如同我会在接下来两天所得知的新闻， 那些档案可能就是在那个城市追捕和扫荡与费特胡拉‧古伦相关者的命令。我祈祷着最好那些警官不知道我是谁或我在做什么。
那晚是在旅馆怡然可人的屋顶餐厅用晚餐，从那儿眺望伊兹密尔与爱琴海，景观绝佳；然而我前后的桌子都坐着警察，不免稍微破坏了我用餐的心情。我遵从我同事和朋友的忠告，每晚都换房间。也许我毋需畏惧。我只是曾在学术性刊物上写过几篇不出色的关于古伦的短文，而且我(当然)是美国公民。但如同那些事件在接下来几年间所呈现的，即使是像帕斯特‧安德鲁‧布朗森(Pastor Andrew Brunson)那样的美国公民，也可能会被卷入那歇斯底里的狂潮中，甚至连一些与古伦渺不相涉的人也会成为逮捕和拘禁的目标。
撇开政治密谋不谈(在接下来的篇幅中会有充足的时间讨论此事)，本书有三个环环相扣的目标。首要目标是去精确地叙述一个人的生命故事。我发现这件事看似容易，但其实困难很多。我本来就知道，但我再次发现每个人的生命都很杂，无法简化概之。没有一个人的抉择是单纯的。有句古老的谚言说：「人不能独自存活」 (No one is an island)。因此，费特胡拉‧古伦的生命虽是单一的，但也像其他生命般是由无数人际关系所组成的。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选择性地突显其与某些人的关系。我先从他的家庭说起，再谈及其一些长期的伙伴与朋友，然后追踪到其现有之由符合其理念(假如不是符合其人)的个人所组成的全球网络。传记读者往往期待一份聚焦于个人英雄主义或悲剧的情节─而在本书中确实有一时片刻是如此。然对我而言，最有趣的故事与可以更贴近历史且更具意义的故事，就是群众对此单一个人的影响。那您可能会说这是一本群众的传记。此种途径是有其原则与可行因素的。古伦本身一直在转移众人对其个人生活的注意。
他教导：穆斯林最主要的吉哈德(jihad)就是努力克制自我─去移途「我」的障碍以维持一个「我们」的世代。其核心教导，或也许是其生命的核心，正是渴望以此种方式去寻求神的(不是他自己的)满意。于是我发现身为这位特殊人士的传记作家，我必须去敬重那份教诲与渴望，这点很重要。
结果直到我完成此书的完整首稿时，我选择不去与那个人见面。这项决定跌破我许多学术伙伴的眼镜，他们觉得我很古怪。我料想见面会令我的研究变得(比它早就已经的)更困难。但我认为那是正确的选择。当我真得与他会面时─在两次总共加起来约三小时的访谈中，我可以问那些众所瞩目且能提供我许多信息的问题。但那些会谈实际上并不会改变我在字里行间早已发展好的阐述；它们的确能厘清一些细节，增添些微的差异。 它们也确认了我从公开的记录中所获得之关于其人格的一般观感。
倘若读者依旧感兴趣的是那种「深入」一个人物之主观性的传记，那绝对会对我在此书中的努力感到失望。但这是一个生命的故事；一个我希望证据确凿、同时也在其脉络上具备解释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