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若要初步了解古伦的生命与意义，就得对其大半生所生活的现代土耳其背景有一些了解。从古伦出生的时间到今日，土耳其共和国同时经历着戏剧性的转变与持久连续的状态。这些转变与持续性状态很难描述，因为那些转变来得很快，且有时是暴力的，而那种持续性状态有时是压迫下的状态。1923年，凯末尔——那位在20世纪前半叶(经常是残暴地)捍卫鄂图曼帝国的完整、使之免于欧洲的殖民侵袭与国内腐败的英雄，开始制定一系列改革，将以宗教立国的鄂图曼苏丹与哈里发国转形成众所周知的土耳其共和国。从1924到1938年他过世之前，凯末尔强力推动(那件事很重要)一个广泛的改革方案，该方案被称为laicism(世俗主义)。laicism是法文字汇，其拉丁文字根的意思是「人民的」。然而诚如此字汇所指出的，其历史源头并非去聆听安纳托利亚(构成今日大部分土耳其的半岛)人民的声音，而是去聆听法国大革命人民的声音。凯末尔在土耳其努力消灭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角色─大致上获得成功。正面地看，凯末尔的版本是藉由建立一个现代且世俗的共和国以挽救鄂图曼帝国的些许退败。很大程度上他的确这么做了。而且他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这么做的。成年的费特胡拉‧古伦所生活的法定的土耳其共和国，几乎是其祖父母所认不出的─无论语言、政府、抑或文化。妇女在1929年获得投票权。土耳其在1952年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译按：以下简称北约)的一员，并在1964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前身)成为其附属会员。而凯末尔在1920和30年代建立的国有企业，也在自由化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下私有化，之后从1970年到最近，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可是当转变是藉由凯末尔的强制性改革而成为官方土耳其的特色时，许多土耳其人的每日生活却仍处于一种持续性状态，在东部和北部的农村里尤其如此。那些持续性状态就是伊斯兰的实践。假如凯末尔致力于培养自己成为一位以其邻国俄罗斯的斯大林为样板的现代强人，他也会发现容许某些伊斯兰做法在安纳托利亚持续下去是必要的，即使他曾试图压制它们。另外一个从鄂图曼延续到土耳其共和国的状态(也许比伊斯兰做法更为持久)是监护网络(networks of patronage)的留存。这些网络在少数菁英之间传播信息。[1]现代土耳其史的学者伊莉萨白‧渥兹达勒格(Elisabeth Özdalga)说得很好：「政府尚未能够将一个个公民整合起来…(且)政府多半时候会透过各种压迫手段阻止公民的倡议。」[2]例如，父权社会(由男性支配公共生活)已在新共和时期正式终结了。妇女在法律上拥有较许多西欧国家更多的自由。但实际上男性持续在现在政府及文化所制定的范围内控管事情。一个菁英群体长久地维持下去。军方已然彻换「帕夏」(pasha，译按：鄂图曼帝国行政制度里的高官)、阿訇(imam，译按：由于阿拉伯语的imam有许多意思，在此的imam与波斯语的akhoon是同个意思，指伊斯兰的老师或学者)、布道家及苏非道团(Sufi brotherhoods)的导师─全是男性，他们是主要的文化权威。于是政客明确地占据权力阶层的第二层。简言之，在费特胡拉.古伦的大部分生活中，军方都是凯末尔「世俗主义」强人政策遗绪的捍卫者。
于是乎，军方在古伦的一生中三度介入政变(有人说五次，也有人说六次)。没争议的三次政变分别发生在1960年5月27日、1971年3月12日、以及1980年9月12日─这些日期是每位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都知道的(有人觉得恶名昭彰，有人很推崇，取决于您看待土耳其政治的角度)。第四次的介入发生在1997年2月28日，有人戏称为「后现代」政变。那天国安会(军方的政治分部)发布一份导致许多人下台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亦重申对宗教实践的限制。第五次政变是在2007年以「e备忘录」的形式出现，总参谋部在其网站上发布声明，评论总统大选以及其作为一个「世俗主义」的「党」的坚定立场。在这份声明发布后，总统大选便失去效力，关于普选的呼声四起。而第六次「失败的政变」、「如戏剧般的政变」或「无声的政变」(同样又要取决于您的视角)发生在2016年7月15日。军方在那次事件中一败涂地，造成超过两百个人身亡，而古伦及受他启发者皆被指控为谋画者。您或许会问，一位(如我们所见)持续在传布和平的穆斯林布道家和学者、一位(如我们所见)三番两次成为先前军方所操控之政变下的牺牲者、一位(最后)隐居在费城的波科诺山区(Pocono Mountains)的人，怎能被指控为「与军方一同」在土耳其发动政变的谋画者呢？非常好的问题！我将在第五章考察这个问题。在我的理解中，将古伦想成密谋推翻政府的这些指控显然是不真实的。我也将探究这些指控对古伦及受其启发者所遭受的撕裂与创伤。最后我将言明在该场「失败的政变」中主要的获利者确实就是总统(前总理)瑞杰普‧塔伊普、额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无论造成2016年7月15日政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这恐怕需要历史学家耗费几年的光阴来厘清)，额尔多安利用独裁政治在土耳其行之有年的遗毒，稳居权力宝座，这点是无庸置疑的。他藉由控制先前标志土耳其民主进程的社团、媒体及财产的自由以遂其行。这位强人如今以民主与伊斯兰实践装扮自己，但这并不会改变任何证据。
在这份土耳其近代史的简短叙述中有大量的嘲讽。20世纪中叶的军事政变解决了土耳其共和国相当大的社会混乱和不安(如果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话)。一般而言，他们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诉求来施行。这个惯用说法已早已精巧地被置入1961年宪法所确认的言论与集会自由保障中。直到2015年之前，军方一般皆将伊斯兰视为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共产主义则是冷战时期的另一个代罪羔羊)。然而2015年，总理额尔多安(即现在的总统)所主导的政府却继承了伊斯兰的遗绪。额尔多安从担任伊斯坦堡市长开始掌权，他自称为政治伊斯兰主义者。接者当他一登上国家的舞台，即透过一连串的迫害手段大规模地拔除军方势力，情节之复杂，难以一言蔽之。而其最后一击就是费特胡拉‧古伦及受其启发者─他们曾经以为额尔多安是其致力于衔接伊斯兰与现代民主的某种盟友，然而如今他们却沦为仇恨言论与严厉政治迫害的代罪羔羊与目标。
悲剧性地来说，把一个穆斯林团体视为国家的眼中钉，也代表土耳其历史中的某种持续状态。自凯末尔以来，政府表面上控制宗教：所有宗教学校以及所有宗教学者与布道家，皆须由政府发予职照。在过去，古伦的事业有时会获得政治高层的赞助，然而更多时候是遭受政治迫害的。但不论古伦的政治立场为何，一般平民对他的支持始终如一。土耳其穆斯林大众的日常实践早已找到方法在世俗政权下存活。当古伦及受其启发者渐渐地扩展成全球网络后，他们将宗教实践的社群打造成一些学者口中所称的「公民伊斯兰」(civil Islam)。此种「公民伊斯兰」或说其社会意义来自于底层以及与民主兼容并蓄的伊斯兰，必须与由上层强制施行下来的、在1979年刺激土耳其的邻国伊朗产生伊斯兰革命、同时也是额尔多安的原型的「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做一个对比。当额尔多安在其政治伊斯兰道路上遭遇抵抗后(甚至曾在1979年短暂入狱)，他将自己装扮成一位民主份子，呼吁公民伊斯兰，并因此重获权力。然而2017年，当他已将穆斯林核心地区的诸多国家整合成为其政治基础后，即转而开始无情地要求异议份子噤声，然后独裁地控管土耳其人生活的每个面向。他一方面将古伦当作陪衬或是抚慰世俗军方的代罪羔羊；另一方面又以之抚慰政治伊斯兰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成为代罪羔羊对古伦并非新鲜事。他在其生命中早已一再遭遇麻烦，如我们所要看见的。但对许多蒙受古伦关于现代、受教育、市场取向的、以及国际主义之公民伊斯兰的见解所吸引的人来说，他们曾经支持额尔多安表面上在土耳其整合伊斯兰与民主，但那位宣称实践相同信仰者的新指控似乎特别恶毒、令人诧异且伤人。
[1] 请参见White2015。
[2] Özdalga2005,p.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