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俗化土耳其的环境中，古伦所扮演的是政治学家所称的「热月党人物」(Thermidorean figure)。[1]他允许与明白表达了革命热情必须冷却；以此建立在世俗土耳其公开表述伊斯兰的滥觞；却也为总统额尔多安从事政治上的利用与动员开了一扇门。透过古伦，土耳其的乡村与新都会穆斯林得以消除深沈的紧张，并表达共和国所暴露或忽视之相当现实的痛苦。对共和国治下第二代的中产阶级或更贫穷的土耳其人而言，世俗主义的经济承诺丧失了穆斯林的传统本质。因此古伦提供给人们的以及额尔多安所利用的，皆是伊斯兰与现代性之间的桥梁。这座桥以伊斯兰为代价，违反了凯末尔所强加在土耳其上的现代性。一位史学家认为在近几十年来，土耳其已见识到「似是而非的世俗社会伊斯兰化，与伊斯兰思维的内在世俗化」。[2]古伦在这个相互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是清楚可见的。
于是乎，身为一位「热月党人物」，古伦活在一个脆弱且边缘的地带，极易遭受朝令夕改的政风牵动。此外正如众所皆知地，他从1999年起即自我放逐到美国生活。倘若事情走向不同的方向，他可能早在其所剩不多的余生中被迎回土耳其，当作一个展现土耳其的伊斯兰如何在一棘手地区整合现代性与伊斯兰的模范。此种可能性─距2018年似乎还很遥远─解释了为何欧巴马总统会在2009年到土耳其进行首次官方拜访。然而好景不常。事情非但没有如此发展，古伦及那些与他一同致力于志愿服务的人们早已在不同的时期，多次被贬为「费特胡拉派份子」(Fethullahcılar)或「古伦主义者」(Gülenists)，而在最近更被直呼为「费特胡拉恐怖组织」(FETO)成员。此种荒谬已非奥韦尔式暧昧混淆的语言所能概括。古伦始终、公开地谴责恐怖主义。[3]不过，古伦备受诋毁之事在宗教史中有其先例。凡是最致力于和平者经常被掌握政治权力者所深恶痛绝。但凭借其坚忍与择善固执，那些备受诋毁与迫害者反而经常能战胜那些表面上比他们更有权力的压迫者。甘地绝对不是英属印度所喜爱的人物，但他的非暴力「真理永恒」(satyagraha)运动却最终推翻英帝国并带给印度民主。同样地，古伦已被迫害了几十年——反复地遭受迫害，他及与他相关的运动在面对压迫时却益发茁壮。敌方的身份引起人们对古伦的关注。这份关注让人们自行判断他们所发现的古伦。额尔多安政权自2012年起所发动的抨击，无论在其规模或破坏性的目的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人们的生活不可逆地受到破坏。然而无论政府怎么打压古伦和志服团，所有事件反而对志服团与古伦的余绪有所帮助。
当然我们不可能预测未来─史学家的水晶球也不会比其他人的更清楚。但即使、也许尤其在额尔多安的镇压之后，一种遭受政治迫害的共同痛苦会为古伦及志服团的人制造出日渐蓬勃的盟友与共事者网络；此即土耳其语所谓的arkadaşlar(朋友)。朋友这个字对古伦和志服团圈子是很普遍的字。有时这些友谊是有目的和策略性的─例如当古伦在1970和1980年代鼓励其学生与友人在土耳其各地广建学校时，以及当他在1990年之后鼓励他们在世界各地做相同的事时。这些学生那时用客运或飞机将他们的学生载到伊兹密尔或伊斯坦堡去听大老师的演讲和与其他朋友会面。有时友谊是非正式地发生─例如当商人们听闻古伦或志服团后，就贡献其力去兴建学校、宿舍、医院、媒体集团等等(将利润转变成行善)。从各方面来说，土耳其人藉由大老师与志服团刻划出一个允许他们将精神性与世俗性连结的网络。这个网络提供相信国族(无论该国的强人是谁)的世俗主义者一个土耳其共和国(仍)可运作虔诚的选项。那位以伊斯兰粉饰其无情政治谋画与经济贪婪的额尔多安总统，并未解决奉行宗教的穆斯林所面临的长久问题：如何同时对宗教虔诚却又现代，而不是二选一。
由于这个网络是松散地绕着古伦打转，志服运动在土耳其文中经常只是被称为cemaat——即社群。这种相对中立的非正式协会的名称很恰当，这令我印象深刻。古伦是有机地发展关系；以他为中心，的确发展出了位阶─但它们是不停在变动的。古伦的影响力从1960年代末开始稳定成长，但几十年来，这运动也只是扩展到某种程度─始终是启迪源头的「领导者」，在很多方面却也是在他们被组织化后于世界各地学习这份倡议的「追随者」。志服团自身所发展出来的生活，就是穆斯林对「实践式同理心」教诲的实践。
[1] 例如请参见Brinton1965。
[2] Yavuz 2013,p.20。
[3]请参见众多之例中之一例，札克‧萨热托普拉克(Zeki Sarıtoprak)与阿里‧育纳勒(Ali Ünal)对古伦的访问，刊登在The Muslim World 95(July 2005):4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