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外人可以找到有助于理解这种社群发展的类似事例。有位学者曾因为一些(如我们所见的)好理由将之模拟为英国的清教徒。[1]但清教徒很清楚是一个政治运动。我并未误解奥立佛‧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野心。反之，古伦一直不愿沾染政治。若要了解古伦及志服团，有个更好的模拟是19世纪的新教复兴者，如(建立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查尔斯‧格兰狄生‧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如芬尼那样的基督教复兴者协助19世纪的欧美民主化；而古伦即以类似他们的方法，用言语表达一般人的痛苦，并鼓励他们忠实地参与新兴的自由经济与政治秩序。[2]然而一个由菲莉丝‧E‧柏纳德(Phillis E. Bernard)所提出之更持久的模拟，是一个英美宗教运动，即贵格会(Quakers)，官方的称呼是教友会(Society of Friends)。[3]这个17世纪的新教改革运动具有清楚(甚至狂热)的宗教基础，引发了英美殖民地当权者的愤怒，最终将和平的精神性与务实和商业心态的合理性融合在一起。诚如贵格会与基督教复兴者(以他们的词汇感性地说)为传教运动铺路、在全球各地传播基督教、市场及民主，古伦也动员穆斯林运动者在全球各地实践其理想─当然他称之为真主的工作。把这称为「实践式同理心」是把它叫得太微不足道了。但我希望如此做能令人更理解古伦的重要性，而非只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
[1] Yavuz 2003.
[2] 请参见Hatch 1987。
[3] Bernard 2015, p. 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