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伦的另一个(也许是最关键的)历史社会意义面向，就是持续提倡男孩女孩必须接受世俗教育。这点再次与贵格会和19世纪的基督教复兴者相仿，古伦启发志服团的人努力发展精神与科学术语二者所能理解的普世知识。古伦的生命故事是衔接的范例。他自己所受的正规教育只到二年级。凯末尔的世俗革命并未带给像寇如柱克那样的小村庄任何福利。古伦的家人，尤其是他父亲，显然喜欢伊斯兰知识更胜于共和国所命令的那种混合性别的世俗教育。在(包括其父母在内之)一连串老师的指导下，古伦对古典伊斯兰与土耳其文献了解甚深，凡熟悉那些文学者莫不对之印象深刻。但古伦也开始发现这严格的伊斯兰组成有其限制。两个重要的影响促使古伦将伊斯兰与科学探索连结在一起。第一个是一本古兰经批注：库德穆斯林改革家扎伊尔德‧努尔西的《光之集》(Risale-INur)。努尔西嘱咐每位穆斯林必须进行科学探索。他相信科学能确认天启的正确，而非与天启冲突。古伦在1956年首次研读此著作，之后此本作品持续成为其智识生活的核心。
第二个促进古伦智识发展的影响，很讽刺地，是军队的将军。这位军官在1961到1963年的义务服役期间与古伦会面，他鼓励那位年轻的布道者去研读西方哲学、文学及科学。古伦从这两个影响(及其他许多影响)中所发现的、以及从那时开始至今所一直在教导的，就是神学与科学并非背道而驰，神的真理在大自然与古兰经中是相互映照的。对西方读者而言，如此调和宗教与科学似乎自相矛盾，因为在西方，某些知识分子宣称科学与宗教水火不容，有些人还说科学与宗教永远互斥。但也许费特胡拉‧古伦生命的主要意义就是要敦促虔敬的穆斯林拥抱科学和精通科技。上千名学生(男女皆有)的成就即为证据─他启动他们在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创立事业。我们将在之后的篇幅里与其中一些人相遇。我们也将在大量的教育中心、小学和中学、数学与科学学术机构、学院与大学等网络中看到例子。这些教育网络从1968年在伊兹密尔的一所机构开始，到2016年已扩展至180个国家里约莫1200所学校。这些学校几乎遍布世界各地，而且都不是经学院(madrasa)或做伊斯兰研究的学校。反之，它们按照的是学校所在国家的世俗课程。它们藉由范例来展现伊斯兰。因此对费特胡拉‧古伦及受其启发者来说，拥抱深厚的伊斯兰学识与按照娴熟的科学理性来做事，就是一种知识，也是志服团的核心。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好─而且极具历史意义，值得记载。但它原本可以是一份浮夸的个人食谱─阿谀奉承的狂热信徒簇拥着教派领袖，并将其生命和资源交出来，只为了丰富其领袖；原本呈现的方式可以是这样。但古伦却自愿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从未结婚，一无所有，且总是住在朴素的居所。我曾在访谈中反复听到关于古伦生活简朴的各种描述。这一开始令我颇为困惑；他住在伊兹密尔的简陋小屋里数年，或是睡在阿迪尔内的清真寺里，这两者有何不同？但渐渐地，当我聆听银行家、承包商、农人及教师们一再述说的故事后，我开始了解古伦的禁欲是伴随着明确的教诲，以鼓舞他人效法那种精神，并透过各种既运作成功又行善的企业来实践。马克斯‧韦伯(再次不精确地)称之为「新教伦理」(Protestant Ethic)。[1]事实上，天主教徒在资本主义上至少已和新教徒一样擅长，犹太人、印度教徒、穆斯林及(越来越多的)佛教徒亦如是。但重点依旧是：宗教禁欲竟会刺激，而非妨碍人们参与市场经济、商业及金融。也许是宗教禁欲——或至少道德面上的——可以规范、限制及减缓自由不羁的贪婪所引发的破坏性结果。无疑地，古伦的生活方式一直都很简朴。他的家人和家(早已不在寇如柱克)是一个有五间房的砖造平房。在其童年时，这砖屋里有时会睡12人或更多人——包括其父母、祖父母、七个手足(当他们全都出生后)、姑姑和叔伯、侄子侄女、以及三不五时来访的客人(大部分是阿訇和学者)。而他实际上也住过阁楼(在阿迪尔内)、夹板小屋(在伊兹密尔)、以及(从1999年起)宾州风峡镇(Wind Gap，在波科诺山区边缘)静修中心的一间单人房。他吃得很少，睡得很少。他曾被逮捕，送到监狱，至少六年在土耳其逃避军方的追缉。然而他却鼓励那些听他布道者(如果他们不是他的家人)去生产财富，减轻痛苦。
受古伦启发者已然接受其关于生财致富的倡议并付诸实行，即使最近土耳其政府企图扣押他们的资产，其资产仍高达数十亿美元。那些最亲近古伦者即使未过禁欲的生活，也过得很简朴。他们这么做除了出于原则，也为挫阻那被嫁接的指控。古伦在伊兹密尔的最早追随者至少都是小生意人。但数十年来，志服团也在银行界、出版业、媒体以及其他贸易和企业中表现自己，而这正符合古伦教导所连结到的服务目的。例如，在乌干达有一所学校，就像2007年所完工的土耳其光明学院(Turkish Light Academy，即现在的光明学院)一样，若无建筑师、工程师、建筑承包商、贸易商、工人、信息科技设计师，是无法完成的，而这还只是建筑体本身而已。学校要营运还需要老师、行政人员、以及许多与教育企业配合的支持性服务业─包括从课程、餐厅、运动设施到制服。由志服团之人所营运的组织开始不断在其所计划培植的地区播散企业。此种经济活动藉由薪水和契约造福本地居民，另一方面又透过缴税使当地政府受益。同时，生产财富也能令更多的志服团计划有所开展，借用罗伯特‧莱许(Robert Reich)的话，这是一种良性循环。[2]个人选择捐献，或是基金会扩展至各个新领域，所获得的利润又能再投资到新的计划上。清楚地说，并非所有与志服团有关的生意都是非营利的。但大部分都是非营利教育或对话基金会，或如「没人在吗」(Kimse Yok Mu，译按：以下简称KYM)或「拥抱救济」(Embrace Relief)等非政府组织─这两个都是与志服团有关的全球性扶贫机构。而所有志服团相关企业皆是按照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所称为「社会事业」(social business)的路线来运作。[3]亦即志服团所推动的商业做法是既要追求巨大的盈余，也希望藉由解决社会问题而对社会福利有所贡献。古伦从扎伊尔德‧努尔西那里认识到三个使现代世界遭殃的基本问题：无知、不团结、及贫穷。古伦于是教导；这邪恶三要素可以透过推动教育、从事对谈、及生产财富等正面行为而得到治疗。当尤努斯也许比任何人都更明确地将之展现出来时，此种社会事业或社会企业的组织模型(已超出志服团所存在的)，即具有潜力将资本主义转往更大的公义方向。很方便地，或至少是诗意地，志服团称此种金融型式为himmet。himmet是土耳其文字汇，字根是阿拉伯文的himma，指涉苏非脉络中为求与神接近的内在精神决心及奉献。它亦意谓着一位圣者对那些请求其指引者的精神支持。在志服团的脉络中，himmet(译按：以下译成「众助」)则是在金融上自愿奉献支持、募款或捐款给慈善活动、努力及计划的意思。费特胡拉‧古伦本身的自愿拥抱朴素即为「众助」之始，然后再透过志服团，使全球人们实践财富生产，成为普世良善的表率。一个最初只是土耳其穆斯林的运动，如今俨然成为社会企业的全球(和日渐兴盛的跨宗教)版本。
[1] Weber 1958.
[2]请参见Reich。
[3]请参见Yunus Social Business，http://www.yunuss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