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忧郁与对话─伊斯坦堡，1980-1999〉关注的是古伦如何在伊斯坦堡成为举国皆知的人物。他倡导对话，阐述我们所称的有原则的多元论。
古伦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故他仍会讲各种背景之村夫野人和当地居民所说的「心」的语言。但古伦也能连结世界性的全球伦理，动员那些受其启发者进入世界各地与在各种文化环境里工作，尤其是透过在当时相对来说更宽容与友善的土耳其政权下所开展的一系列公共倡议、论坛、及对话来进行。这个向外的运动从拥有大量说突厥语民族与穆斯林社群(经常是在语言、文化及血统上有关联的国家)的前苏联开始推展。但自1990年代起，志服团拓展到全球，成长成一个真正的全球运动─在每一洲都有代表。
古伦理所当然地为这个全球伦理建立神学基础─土耳其语字汇hoşgörü恰能适当地为此批注。hoşgörü经常被译成「宽容」，但那无法精确传达此词汇的意义，实际上译成「宽容」未免太高傲了。hoşgörü适当的意思是「如神看他们般看待所有他人」，亦即将所有他人视为反映神本身之美、善及慈悯的同类被造物。古伦教导，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可以和所有人对话。古伦是一位有原则的穆斯林，无人会对此资格有疑问。但他(以及那些受其启发而逐渐向所遇见之形形色色的人们学习的人)也清楚地向其他人表示：他们认同犹太拉比强纳森‧萨克斯(Rabbi Jonathan Sacks)所说的「差异性的高贵」(dignity of difference)。[1]
借用哈佛大学黛安娜‧艾克(Diana Eck)的普及化分类，此种伦理标准同时挑战了排外论者的伊斯兰主义与相对论者的世俗主义。[2]那种挑战很大程度解释了为何古伦会同时变成伊斯兰主义份子与世俗主义份子的箭靶。然而无论如何，志服团以其hoşgörü(译按：以下将译成「接纳观」)实践那种逐步深化的奉献，而那种奉献若非源于其自身传统，就是来自于与他人诚实和开放的相遇。
该章的结尾又是古伦在军事主义菁英与民族主义当局的压力下、被当作「国家的威胁」送审。
[1] Sacks 2002.
[2] Eck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