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复杂地去探讨古伦早期训练所受到的影响情况，等于启动我们去研究─在鄂图曼帝国殒落之后，究竟穆斯林之间发生了什么。鄂图曼终究(不平衡但有效地)已并吞大部分的穆斯林世界几百年。一旦鄂图曼人缺席了，民族国家或其他政权(例如君主政治)即渐获权力，或(在某些例子里)是被殖民势力强加统治。但随着这些政治变动而来的是神学上的反思─当鄂图曼治下的一统已不复在时，伊斯兰该如何发展。在形形色色的个人与环境中，有两股宽泛的思潮或相互融合或相互背离。如我们在〈引言〉中所提，第一个广泛的解决之道就是「政治伊斯兰」(又称为「伊斯兰主义」)。鼓吹此道者寻求在政府主导(以及/或革命性的)伊斯兰中「由上而下」的政教合一。鼓吹第二种方法「公民伊斯兰」的人，则授予世俗国家或国族合法性，然后努力塑造想「从下而上」(例如透过教育)更新与改革那些社会的穆斯林个人。[1]古伦对政治伊斯兰做过大量研究，且对少数案例表现出同情。建于1928年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就是一个好例子。它最初是由学校老师哈三‧班纳(Hasan al-Banna)所筹组而成的青年会，最终将政党行动主义与社会服务(如医院、基金会及募捐组织)结合在一起。后者的─去除政党，在适当的时候正是古伦最终所鼓吹的。[2]在兄弟会里，萨义德‧古特卜(Sayyid Qutb，1906-1966)的声音变得极具影响力。古伦研究其对经典的评注─《在古兰经的影子下》(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1951-65)与《里程碑》(Milestones，1964)。后者强调「沙里亚」(Shari’ah，即广义地与政府结合在一起的穆斯林律法)在打造强固的穆斯林社会中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古特卜也曾因被控谋害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瑟(Gamal Abd el-Nasser)而入狱十年。他最后被判绞刑。古伦对古特卜的注释很有共鸣，但却与他站在不同的政治平台上，并谴责他拥抱暴力。古特卜也汲取了另一个古伦在其早年教育中即已熟悉的资源，即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h)─一位13世纪的法学家，经常被视为对萨拉菲派影响甚巨，且为沙特阿拉伯的政教合一政权提供神学的合法性─这种方式现已在中东(或以外的世界)得到广泛仿效。同样地，古伦也研读曾在英属印度工作的阿布勒‧阿拉‧毛杜第(Abul Ala Maududi，1903-1979)的作品。毛杜第协助成立伊斯兰促进会(Jamaat-e Islami)─一个强烈代表全亚洲的国际穆斯林团体，对巴基斯坦在1956年发展成一个伊斯兰共和国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在此匆促地考察古伦在其早期教育中所潜在受到的政治伊斯兰的影响；最后，古伦当然对土耳其的邻国─伊朗才刚发难的动荡一清二楚。那场骚动最后导致1979年推翻世俗(与腐败的)国王的革命，也由中产生另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古伦对所有这些潮流皆了如指掌，而它们也都可能为其个人看法提供了资源。
但实际上，无论何时，古伦始终与政治伊斯兰保持距离，而成为全球鼓吹公民伊斯兰的领导性喉舌。古伦以其磨练了数十年的批判眼光回首反思，他渐渐发现其在经学院中的训练是有某种局限性的。一如以往，他转向了形而上与神学，而非政治：「我无法完全了解之前的经学院制度以修辞学原则之名所研究的特定事物、以及它们的益处为何？」他说：「我们被提供太多东西了。」他续道：「也许它们对提供材料给辩证推理有帮助，但却无助于建立现代的思维方法…我早就注意到经学院没有现代的理论依据、数学基础或至少是培根的逻辑。」结果就是：经学院疏远了自然科学与研究，尽管古兰经与圣行中有所命令…然而真主说：「我将在四方和在他们自身中，把我的许多迹象昭示他们」(古兰经41：53)，但我们几乎看不到与自然本质有关之研究、测验与参与。我们虽然读古兰经，但却把自然之书摆在一旁…于是社会中出现冲突，心智与心灵分离。结果，我们把宇宙之书摆一边，把古兰经摆另一边。[3]
企图将心智与心灵合而为一，以同时学习、研读宇宙之书与古兰之书，此即为古伦生命的标志，最终也成为全球志服运动的特征。
关于政治伊斯兰，古伦采取不同的途径，他接受世俗政府，配合法规，支持民主。当他被问及人们所假设他有的「政治」目的时，他回顾了其在2016年的发展：
我…在来美国前当了近30年的布道者，而我在此定居后，我朋友还持续出版我的演说。以我文章与演说为基础的书超过70本。很自然地，土耳其政府里一定有人分享一些我的看法，就如同那里也会有人不分享。
我一直教导人要在(那个)法律里行事，并且要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若有人看我的作品却做不道德或违法的事，或如果他们不遵守其长官的法律秩序，那就是违背我的教导，我完全支持他们被调查与面对后果。
倘若没有歧视，政府机关会反映社会的颜色与型制。我们知道在土耳其的政府机关里，各种各样政治与宗教背景的人都有，如国族主义者、新国族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凯末尔派、阿列维派(Alevi)、左派、同情苏非道团者及其他。数十年来，这些团体的身份无一是透明的，凯末尔派除外，因为政治利益与歧视之故。…
只要每位在其政府机关服务的土耳其公民够格这么做，那宪法皆赋予其有此权利。无凭无据地指控任何人有恶毒的目，就是抹黑。假如人们因畏惧报复而害怕表现其身份，那就是政权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
就我论述所关注的，我从未鼓吹土耳其政权的替换。反之，22年前，1994年，我曾公开说过土耳其或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会走民主倒退之路。这既是一种预测，也是对民主的承诺。[4]
如我们在非常多地方所见，古伦对民主的承诺是一直不变的，而他始终承诺要将世俗教育与公民伊斯兰的实践给合。无论如何，古伦曾中断在寇如柱克跟从蓓勒玛的学习，但却在额尔祖如姆期间重拾课业。最后，他将通过外界的考验，证明其能胜任土耳其世俗中等教育课程中所涵盖的主题。[5]
[1] 关于「公民伊斯兰」的例子，请参见Hefner 2000。关于「伊斯兰主义」与「公民伊斯兰」之间的不同，以下连结将有助于您快速地对此议题有一非学术性的概观： ”Civil Islam versus Political Islam in Two Minut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LD0NJQKJA。
[2]关于兄弟会，请参见Wickham 2015，尽管这本书在时间上的安排不佳，但仍是关于早期历史工作的佳作。
[3] Can 1996, pp. 71-89，Enes Ergene 2008, pp. 121-23亦有引用。
[4] Nahal Toosi, “Verbatim: Fethullah Gülen,“ I Don’t Have Any Regrets,” Politico, September 9, 2016.
[5] Çetin 2010, 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