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伦自1953年即开始于额尔祖如姆市研习。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双亲。在一次访谈中，他生动地回忆其抵达额尔祖如姆市的那刻，及其年轻岁月里的某些情况：
萨第先生(Sadi Bey，Bey是尊称，也许类似于英文中的「先生」[Mister])是阿勒瓦尔的阿訇穆罕默德‧吕特菲之孙，是位约莫20岁的青年，在额尔祖如姆市的库尔顺路清真寺学校里任教。这学校很小，天花板是木制的。五六个人待在一个仅有两张毯子面积大小的地方。家父在那里第一次离开我。我双臂抱着一个小箱子，那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们有个瓦斯炉。我们经常在我们睡觉的地方准备与吃我们的晚餐。有需要时，一有机会就会去克热克泉水浴场(Kırık Çeşme Baths)洗澡。他们会给那里的穷学生票卷使用。有些有钱的学生也会替他们付钱。当没有票卷时，就会变得很辛苦。[1]
我们不难想象五六个青少年男孩在这些条件下共享一间小房间是有多辛苦了。
古伦的父亲从其当阿訇的收入中给了他一些「适度的零用钱」，但那不太够。
「我们真得很穷，」古伦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有时几天都无法找到像面包和乳酪等基本食物吃」。古伦记得一件特别困难的事：
当我们饥肠辘辘时，就去苏非行者的集会所(Sufi lodge)，三四个学生一起…苏非集会所后面有一间储藏食物的小屋。我们从木墙的缝隙间看到里头有西瓜。阿訇在里面礼拜。过一会儿，门开了，他说：「进来吧，男孩们，让我切一块西瓜给你们。」
这就是那位阿勒瓦尔的阿訇，当时也住在额尔祖如姆市。他是「一位在精神性上深不可测的人物，(而且)会为他人着想。」古伦说。他的「心能感知到物质实相以外的事物」。当那阿訇在1956年过世时，古伦与送葬队伍一起从额尔祖如姆市到阿勒瓦尔去将其挚爱的「谢赫」埋葬，那时冬季过了一半。「我虽无法完全地受益于他，但我感谢我的『主』给我认识他的恩典。」[2]
尽管经常挨饿还有各种困境，古伦却养成讲究的习惯，且此习惯是人尽皆知。「我经常很注意我的衣着，」他记得。「我在那些日子里经常穿着干净且有点名贵的衣服。我经常几天挨饿，但没有人曾经看到我穿没烫好的裤子或没擦亮的皮鞋。当我找不到熨斗时，我总是将裤子压在床下，重量会令它看起来像烫过一般。」费特胡拉因为这个行为而遭受其同侪的排挤。他记得有个学生的穿著习惯倾向于各地学者那种邋遢的样子，他跟古伦说：「我的朋友，你就不能更虔诚一点吗？」古伦惊呆了。此种说教未免太偏激了。伊斯兰是教导个人的穿著风格吗？
「我还是不了解穿着烫好的裤子与虔诚之间有何关连。」大老师几年后如此说。[3]伊斯兰与道德琐事、熨烫衣服或其他无关。
在其待在额尔祖如姆市期间，直至1959年前，他都在不同的清真寺学校(经学院)里跟随不同的老师研读─包括知名的欧斯曼‧贝克塔什。其中有些学校邻近克姆汗(Kemhan)与塔什梅斯吉特(Taşmescit)清真寺。他不只待在学校里(如同其第一次住在库尔顺路清真寺学校里)，他也会到朋友及朋友的大家庭里的房间住宿。在某个时候，他住在额尔祖如姆市的穆拉特帕夏清真寺(Murat paşa Mosque)与阿赫梅迪叶经学院(Ahmehdiye Madrasa)。
一般来说，所有经学院的课程皆重视古典阿拉伯语文法与神学原则，尽管大家都知道大部分都是地下与未经许可的。年轻男子(普世皆然─女性会在另外的学校就读)每日花几小时在字义研究(lugat)、修辞学(belagat)、逻辑学(mantık)、哲学神学(kelam)、古兰经经注(tefsir/tafsir)、伊斯兰法学(fikh/fiqh)、以及逻辑理论与方法学(usul)。费特胡拉非常出众。他在几个月内便熟习与(或)能背诵古典文法书，如《范例》(Emsile)、《结构》(Bina)、《形态》(Maksud)以及《阐释》(Izhar)。[4]古伦在额尔祖如姆市期间，有一位同学名为哈特姆‧比勒格利，他从古伦五岁时就认识他了。他记得古伦具有「图像记忆力」(photographic memory)。「他不是一般的学生，」比勒格利续道。「我们要花五到十小时来学一课；大老师却在五到十分钟就能把握住。」比勒格利选了一本书向我们说明古伦的阅读方式。他打开书，以手指指着每行字滑过去然后到下一页，然后再下一页，下一页，就这样一页页翻过去。当他的目光扫过那些文字时，那些数据也已被扫瞄进去他脑子里，然后他再继续往下看。「所以他会速读？」我问。「是的，」比勒格利答道。比勒格利也强调他与费特胡拉及其他学生都是在警察的监视下学习。
「写与读古兰经都是非法的。」他说：「我们必须把书藏起来。我祖父的大部分书都在井里腐烂掉了，因为那是他们的藏书所；即使在学校，我们还是需要藏书，藏在火炉、地下。」[5]同样地，古伦年轻时是否具有图像记忆力已难以证实。但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学生，这个事实同样难以挑战。他的能力开始广受大家认可。他开始旅行到其他清真寺去演讲，与同事们开会。此种巡回演讲在斋月时尤其成为常态。1957年，19岁的费特胡拉旅行到阿马西亚(Amasya)、托卡特(Tokat)、及西瓦斯(Sivas)等城市演讲。这些小城皆座落于额尔祖如姆北方与西边，位于通往首都安卡拉的途中。费特胡拉的世界开始扩展了。
然而那个世界依旧是全然的伊斯兰世界。我们可以说，古伦正在受训。就如同大家也会期待基督教传教士必须接受圣经诠释、教会历史及系统性神学的训练，古伦也须在其经学院教育中遭遇大量的古典伊斯兰训练与思想家。有些广泛的影响力值得在此一提。其他较细节的部分则会在之后的章节里、在适当的转折处呈现出来。广泛来说，古伦的神学教育属于顺尼「派」的哈纳菲「支派」，请原谅人们用那些不精确但也许有帮助的词汇来说明。众所皆知，穆斯林分成两个主要「教派」─顺尼(80-90%)与什叶(10-20%)。而(又一个非常宽泛的说法是)顺尼派本身再分成四个支派或思想学派(阿拉伯语对于法律的字是”fiqh”，即法学)：汉拔里(Hanbali)、马立克(Maliki)、夏斐仪(Shafi’i)以及哈纳菲。然而不似基督教，穆斯林的教派与支派并未出现机构化(即比较非国族性的)的形式。有些学派贴切地成为一个特殊政权的识别，如人数最少的汉拔里派与沙特阿拉伯关系紧密。但每个学派又有进一步的区别。例如汉拔里派中又有萨拉菲(Salafi)或瓦哈比(Wahhabi)派(这两个有时会被并称，都因严格与反西方而声名狼藉)。无论如何，我们不是要一直说古伦的教育将他形塑成哈纳菲法学派，而是要表达某件重要的事。也许更明显要说的是，他不是汉拔里派─既非萨拉菲也非瓦哈比。
更明确来看，说古伦被训练成哈纳菲派，其实就是说他所受到的训练正是世界上最多数的顺尼穆斯林所共享的思想学派。拉密兹‧古伦是哈纳菲派。阿勒瓦尔的阿訇也是。鲁米也是；而我们早已注意到、而之后也有理由再次看到他对古伦的重要性。阿布勒‧胡赛因‧古都里(Abu’l Husain al-Quduri，卒于1037年)、大学者拉巴尼(Imam Rabbani，卒于1624年)、以及哈利第‧巴格达第(Khalid Baghdadi，1779-1827)也都是。这些卓越的哈纳菲学者所写的著作皆能传达古伦的思想。[6]但如同基督新教神学家会引用天主教或东正教的资源，古伦也(藉由各种典范，从数十种其他的可能性中)吸取阿布‧哈三‧哈拉格尼(Abu al-Hassan Kharaqani，卒于1033年)与加札利(al-Ghazali，卒于1111年)的思想。哈拉格尼与加札利都是夏斐仪派的，而加札利也许是中世纪伊斯兰最重要的神学家。[7]简言之，古伦研究所有思想学派的古典学者。但他专注或专攻哈纳菲法学。
[1] Erdoğan 1997，如Sevindi 2008，p.17所引用的。
[2] Gülen 2014c, pp. 195-6.
[3]同上注。
[4] “Fethullah Gülen’s Life Chronology: 1941-1993,” Fethullah Gülen, https://fgulen.com/en/fethullah-
gulens-life/about-fethullah-gulen/life-chronology/24903-1941-1993.
[5]哈特姆‧比勒格利访谈，土耳其，额尔祖如姆，2015年8月3日。
[6]古伦不只引用这些人物；他也继续与其学生一同研究他们。关于古伦所研读之那些著作的另一个综论，请参见 ”Fethullah Gülen as an Islamic Scholar,” Gülen Movement, http://www.gulenmovement.com/fethullah-gulen/fethullah-gulen-as-an-islamic-scholar.
[7]关于加札利有一个很好的英语网站：https://www.ghazali.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