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教育投资
美国在这段期间对教育的投资在全世界留下了一个更长远的印记。由于美国军人权利法案(GIBill)所导致的注册潮，以及拜美国经济勃发所赐，美国的大学在1960年代一跃成为西方世界最好的几所。在那几十年间，西方的学术无疑地把焦点放在古典艺术与科学的「巨着」上。古伦成为这波全球文化潮流的一份子。他透过一位绝不可能但也绝非无法想象的资源─一位军官而达成此事。古伦早已广泛且深入地阅读伊斯兰资料。他对伊斯兰神学与哲学以外的知识并不精通。因此很幸运地，如他所追忆，他在伊什肯德润的时候，「有位非常好的将军坚持要我阅读西方古典。」[1]古伦遵照该名将军的命令。而古伦在其教导与讲道中信手捻来(但并非总是有利的)引用的西方作家名单包括卡缪、但丁、杜斯妥也夫斯基、佛洛伊德、帕斯卡、及莎士比亚─还有其他很多人。
哲学家吉儿‧卡洛勒(JillCarroll)曾研究古伦著作中所出现的一些西方影响。她发现古伦的思想与柏拉图、康德、甚至沙特的关联。这些影响并非总是直接的，而且它们彼此间(某种程度)是互斥的。我们很难想象康德与沙特会共享一张愉快的餐桌，更遑论哲学上的和谐。反之，如卡洛勒所解释，她将古伦归为与这些其他人文思想家同一类，因为关于人类存在的中心议题长期以来一直以宗教与非宗教形式，成为人文论述的一部分，而古伦的作品和那些文人思想家的一样，皆聚焦于这部分。换言之，这些思想家关注人类实体本质(良好的人类生命、国家及道德)的基本问题。更进一步来说，他们在其自身传统与文化脉络中深思这许多议题与问题后，皆获得了相似的结论。[2]
古伦变成了伊斯兰人文主义者。这主要是透过穆斯林的影响力。但也许也要归功于那将军，因为他建议古伦阅读古典作品。
[1] “MilitaryService”，见上引。
[2] Carroll2007,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