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土耳其国内局势
大环境是无情的。在整个共和国的历史中，土耳其军方一直是菁英们的家。将军们处在改革的转折点。门德雷斯经过十年循序渐进的掌权，不只努力为穆斯林在公共生活中创造了一个小开口，他还寻求土耳其经济的自由化，促进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最有名的是土耳其在1952年加入北约。许多利益因为这项结盟滚滚而来。一位史学家卡特‧窝恩‧芬德利(Carter Vaughn Findley)直言道：「在1948到1968年间，美军资助土耳其总共近25亿元，除此之外，西方的经济援助也许是15亿。1950年代的土耳其若无这类投资，是不可能在经济和军事上经历成长的。」[1]在门德雷斯主导下的「转向西方」(turn to the West)决定性地塑造了土耳其人的涵义。对塑造社会的菁英而言，这意谓着熟悉西方(且渐渐地熟悉美国)习俗。而美国，正沈浸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德、日联军的胜利中，它就是一个军事强权。在那样的大环境里，在菁英眼光中，伊斯兰的整套实践或多或少都是一种障碍，对将军而言尤其如此。而美国文化在1960年代早期有两个发展也许是互相矛盾，但却势无可档地形塑了土耳其文化与费特胡拉‧古伦的生命。第一个是反共主义。第二个是对教育的投资。首先，古伦对俄罗斯没有太大喜爱可能是承自其原生家庭。额尔祖如姆离苏联很近，而俄罗斯在历史上曾入侵当地，这都令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对北方的大白熊充满怀疑(若非全然有敌意的话)。许多土耳其人所支持的土耳其反共联盟(Turkish Anti-Communist League，TKMD)正是为努力防范俄罗斯之可能影响的产物。那是一个你若非共产党员就是反共主义者的时代，古伦身为虔诚的穆斯林，自然而然倾向第二个群体。虽然「反某件事物」几乎不是古伦主要的诉求，但他在那段岁月里曾短暂参与在额尔祖如姆建立土耳其反共联盟支部的讨论。那讨论没有扩展到其他地方，而古伦在其接下来的生命中也与反共主义几无关系了。
土耳其反共联盟当然根源自1950年代的冷战，当时全世界的国家皆须选边站。传闻有些土耳其反共者也获得西方的支持而从事反叛乱行动。[2]阴谋论者自然会发现古伦曾短暂参与过成立反共联盟支部的讨论，以此作为其邪恶政治派别的确凿证据。的确，我们很少能在古伦的思想中(连早期著作中)，察觉其对由国家驱使之赫鲁晓夫式的共产主义是友善的。但同样地，他也未表示其对俄罗斯或作为政治意识型态的马克思主义有明显的敌意。很自然地，身为一位穆斯林，古伦不是苏联无神论的崇拜者。因此如果他是反共主义者─这里的如果完全是假设性的，他到目前为止的理由都是出自于地缘、历史及神学─而非出于政治考虑。古伦在其早期事业中涉入这个显然是政治性的联盟，而这个涉入刚好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可能只是巧合。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两者有关。例如，许多土耳其反共联盟的参与者在1969年继续建立右翼的民族行动党(Nationalist Action Party，MHP)。古伦与那个发展就毫无干系。
[1] Findley 2010, p.309.
[2]请参见(但需要有点谨慎)Çavdar2014，pp.1-12。Çavdar很少同情或了解古伦的神学，而她的分析将他简化成一位政治演员，他在1960年代早期短暂地参加反共产主义的辩论就是其政治演员身份的肇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