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土耳其的限制令履行礼拜变得困难，对女性尤其如此。法律改了很多次。尽管一般而言，自凯末尔时代起，在公共场合(如学校或政府机关)包头巾即使不是非法的，也已遭致不满或被禁止。然而穆斯林男女在礼拜时必须穿着合宜。女人必须盖住她们的头。故这意谓着如果女性想要礼拜也想要工作，她得做选择。她不是不去礼拜(有些人会如此选择)就是不去工作(这是许多人的选择)。第三个办法─尤其当不正式的禁令在1980年变成正式的法律后，就是在一天之中一下子包一下子不包，这很麻烦，至少可以这么说。
有趣地是，当这些选择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带来负面结果时，对许多土耳其女性来说，在公共场合戴头巾即成为激发女性主义的因素。而这与欧美公共媒体所经常传递的刻板印象─包头巾是压迫的象征，恰恰相反。即使到最近，这个议题在土耳其仍然吵得沸沸扬扬。例如1999年5月，当选国会议员的梅儿薇‧卡瓦克彻(Merve Kavakçı)戴着蓝色头巾出现在工作场合，此举搅动了一池春水(温和地说)。她了解其行为正是代表所有虔诚的穆斯林妇女以及她们工作与教育的权利。她希望(倘若不是期待)能做到戴着头巾进入办公室的誓言。结果事与愿违，她遭到众人的嘘声，在尚未进行任何服务前即被迫离职。卡瓦克彻丧失其土耳其国籍因而移居美国。不过，随着时间过去，当由总理以及后来的总统额尔多安所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后，梅儿薇‧卡瓦克彻成为派驻马来西亚的土耳其大使，她的女儿玛丽安姆‧卡瓦克彻(Mariam Kavakçı)成为额尔多安总统的顾问，而拉芙札‧卡瓦克彻(Ravza Kavakçı，梅儿薇‧卡瓦克彻的姊姊)则戴着头巾成为国会的成员。[1]
但那是1960年代，尤其是在如伊兹密尔、伊斯坦堡及首都安卡拉等城市，关于头巾的论争特别如火如荼。志服运动并非官方的主要参与者；古伦一直宣称戴头巾是个人的喜好，不是伊斯兰信仰的必要元素(usul)─虽然我所遇到的许多(如果不是多数)与志服团有关的妇女皆选择包头巾。
但是此议题在1968年(遗憾地)来到严重关头；当时哈惕洁‧巴巴将(Hatice Babacan)因拒绝在教室拿掉她的头巾而被迫从其所就读的安卡拉大学神学院退学。那个事件引发了全国抗争。许多男性支持女性自由穿衣服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也有人与世俗主义者站在同一边。
小说家奥罕·帕穆克(Orhan Pamuk)以小说《雪》(Snow)荣获诺贝尔奖，这本小说中即记录了与土耳其的头巾议题有关的动乱。而受古伦教诲启发的现代土耳其学者祖蕾哈‧裘拉克，亦记得那道禁令把社会甚至许多家庭都撕裂了。例如，她是与世俗主义的父母一起成长的。当他们的女儿渐渐受到伊斯兰的吸引且戴起了头巾时，他们得很挣扎地去了解她。很幸运地，如她所言，她的父亲「曾教导我为自己思考，要有一颗开放的心」。那份精神最后令他理解(假如不同意)她的观点。所以，如同一位年轻的高中女生所回忆的，她「戴着头巾来到学校大门」，然后公开地当场拿下头巾。这需要勇气。那使我们注意到伊斯兰与土耳其公家机关间是失连的。最后，她所面临的妥协令她不可能待在土耳其；她也移民美国。[2]
此种虔诚与政治间的失连，是许多土耳其女性在那数十年间的感受，尤其是1960年代。而并非所有人皆如哈惕洁‧巴巴将、祖蕾哈‧裘拉克或梅儿薇‧卡瓦克彻那样勇敢。但许多人皆以无数微小的方式在礼拜与公共生活中参与了要与她们一样(或至少穿上相同的衣服)的抗争。
[1] 请参见 Peres 2012 与 Islam 2012。也可参见 https://www.sozcu.com.tw/2019/gundem/anne-buyukelci-kardes-vekil-kizi-da-danisman-3034414/。
[2] 祖蕾哈‧裘拉克访谈，美国，纽泽西州，哈兹布如克高地，2017 年 3 月 28 日。